摘要：共同体是社会理论的起源性概念[2]，根据学者考察，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拉丁文communis，而英文的概念(community)产生于14世纪，[3]中国共同体思想学界认为源于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报告》[4]，意在建立同舟共济、合作发展的国际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共同体源于中共十八大报告[5]。 ...
列入规划的一类项目有69件、二类项目有47件，还有三类项目和可能临时提请审议的项目。
[47] 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0-62页。在《日本行政法通论》一书中，杨建顺讲述公定力理论基础时提到目前学界对合法性推定的批判，因为政府机关有权威，所以推定其行为是合法的——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说服力。
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公定力是为了保障法安性的需要。这种权力不单属于国家，在公法关系上亦为公共团体所有。[27] 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那么就应当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人民是对政府信任的。此外，既得权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以公定力的功能目标之一——信赖保护作为其存在的理论基础。
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期待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使然，而且还有着深层的心理根源。我国《刑法》第27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妨害公务罪。[8]此后，对宪法修正案表述方式的类似批评时有出现，可以说已经成为通说。
[9]与常见的法律条文相比，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法条序号采用的是常用的设置方式，而正文的表述则与法条截然相异。[44] 童之伟：《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与修宪方式的建议》，《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有学者撰文特别强调应当认真对待宪法中节的设置。[16] 理论上同为部分修宪的两种方式，宪法修正案与修宪决议最大的差别在于，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无需修改宪法原文，而以修宪决议的方式修改宪法则应当修改原文，后者因此被归入原文修正式宪法修改。
[23] 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37页。因此，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属于宪法的全面修改还是部分修改？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为所谓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只是对我国此前宪法修改实践的简单描述，至于这一理论分类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则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4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第1版。但是，诸多对新宪法修正案的研究并未涉及到这两处新的修宪技术是否妥当的问题。[14] 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74页。我们只有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与1982年宪法原文第十一条相结合，才能知晓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宪法第十一条的完整内容为何。
全国人大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一章的第七节后，相应地在宪法修正案中调整了第七节之后的宪法条文的条文序号：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30]要想统一宪法文本，显然不应当同时公布两个文本。依笔者之见，上述四个方面都是属于修宪技术层面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宪法修正案存在认识误区，有必要加以澄清。读者往往是通过法条序号来查找和引用相应的法条正文。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二条规定：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也就是说，此次对宪法文本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放大了宪法修正案的缺陷，使得公布并使用宪法修正文本势在必行。
举例而言，现行宪法与1954年宪法相比，在体例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47] 参见孙谦、韩大元主编：《立法机构与立法制度：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75页。
[26] 详见《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1版。但此次调整宪法条文序号的方式是否恰当值得商榷。[46]奥地利宪法第49条之后则是第49条之一和第49条之二两个副条。[21]但不知因为何故，全国人大最终只公布了宪法修正案，并未公布宪法修正文本。早在2003年已经有学者强调，宪法修改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持宪法条文序号的稳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王汉斌指出：在宪法体例设计上，先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再规定‘国家机构，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叶海波：《宪法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比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993年修宪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32]由此可见，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的好处之一是不用直接修改宪法原文。
[10] 需要说明的是，刑法也采用了修正案的修改方式，但刑法修正案的法条序号和法条正文完全不同于常见的法条构造，但与宪法修正案的法条正文采用了类似的表述方式。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全国人大于1988年第一次修改现行宪法时，放弃了此前采用的宪法修改方式，转而借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宪法修改。四、宪法修正案可否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 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首次调整了宪法的文本结构。不过，实践当中更为常见的是第一种援引方式。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实施宪法，建议本次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
全国人大也在其官方网站中国人大网上公布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案[27]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28]。[12] 参见刘风景：《法条序号的功能定位与设置技术》，《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
第四，目前宪法修正案调整宪法条文序号的方式不利于宪法文本的稳定。例如，为增加关于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国防委员会、军事专员、请愿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德国基本法在与之最为接近的基本法第45条和第46条之间，增加了第45条a、第45条b、第45条c和第45条d四个副条，在不改变基本法原有格局的情况下达成了增加新的条文的目的。
参见梅培华：《关于宪法和法律修改方式问题的探讨》，《法学杂志》1985年第2期。文章来源：《南海法学》2018年第6期。
宪法结构的这一变动，表明我国国家对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高度重视。[46] 参见孙谦、韩大元主编：《立法机构与立法制度：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第 1版，第62页。[15] 参见孔德王：《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如何调整法律条文的序号是修改法律时常常碰到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呼吁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到带头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官方似乎想以宪法修正文本作为权威的宪法文本，以结束宪法文本不统一的局面。[13] 参见孔德王：《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此外，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能否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也不无疑问。但是，如果我们的宪法本身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文本，使人无所适从，将有损宪法的权威，对宪法的执行和引用造成混乱。
[4]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我国宪法修正案独特的表述方式是造成宪法以不同面孔示人，进而导致宪法文本不统一的重要原因。第三，修改宪法文本结构不应当采用宪法修正案。
